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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会城市变迁的原因是什么?
              Դ 未知 2020-10-17


      作为一个北方人,提及广西,最先联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省会南宁的知名度明显要矮桂林一截。广西省简称“桂”貌似也与桂林有关,打开地图,却发现桂林地处广西省东北一隅,南宁则处在广西省的地理中心。这样让我很是疑惑,南宁作为省会城市为何存在感这么低,仅仅是因为桂林的旅游业比较著名?

      广西最早进入我的历史记忆,应该是秦始皇的南征,秦人选择由漓江入南越,修建的灵渠沟通了珠江水系和湘江水系。我想秦人这样选择,肯定不仅是因为看重了漓江的山水,更多是出于与北方的交通联系的考虑。然在此必须清楚,秦朝所设置的桂林郡,治所却并非是在今天的桂林市(治所在布山县)。自宋朝设立广南西路(即广西名称由来)之后,桂林就一直作为广西地区的中心城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初年。以来,广西省会却在桂林和南宁之间发生了三次摇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从地理上而言,广西盆地河谷纵横,并没有沿珠江两岸,发育而成大块的中心平原,要想为整个广西地区找一个地缘中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城市之外,广西还有另外两个比较重要的城市柳州(焦柳铁路,工业中心)和梧州(紧邻广东,便利的水运)。桂林位置偏北,却长期成为广西地区的治所所在,主要原因在于北方内地联系便利,是湖广的联系和出入岭南的重要通道,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偏于东北一隅,不足以辐射全境。南宁(邕州)的在广西的地理位置较桂林更接近地理中心,且自身的航运交通条件也较优越,利于管理全境。

      其实早在1906年(清光绪2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广西巡抚林绍年等官员就认为,“广西桂林省城,僻处东北,去所辖州县有远至二千五六百里者,平时控制不便,有事更呼应不灵。”而南宁府治“在得梧之西、柳庆之南、太平泅城镇安之东,东西适中,实为向来军府所驻之地。今交涉日繁,边防日重”。故而建议将省会迁移到南宁。最后因部分广西籍官员提出耗费巨大,兵力不足的理由反对,最后清政府将广西提督移驻南宁,迁省会事件告一段落。在当时,西方列强如、英国等对中国西部以及蒙古、、四川和云南等地都存在侵略野心,迁移广西一个省会到南宁,并不能解决边防危机。

      清王朝灭亡后,1912年,陆荣廷(武鸣县人,南宁地近武鸣)取得了广西的军政大权,陆荣廷以南宁地处邕江上游,左右江汇合处,溯流而上可达滇、黔、川等西南诸省,顺流而下可通粤、港、澳,水路交通方便为由,操纵省议会,促使省会南迁南宁。当时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明确反对迁省南宁,陆荣廷以广西边防问题为借口,“引退”、兵变为威胁手段,排除了异己势力,顶住了北洋政府的干预,确立了他在广西的实际统治。1915年5月,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正式批准南宁为广西省会。

      20世纪30年代,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均为桂林人)为首的新桂系在广西的崛起后, 两人开始酝酿省会北迁桂林,但苦于找不到理由,而作罢。1936年“两广事变”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召开军政会议,讨论迁省问题,李宗仁在会上提出“为应付即将爆发的抗战,我们深觉广西省会的南宁距离出海口太近,极易受敌人的威胁。”如果把省会移至桂林“一则可避敌人自海上登陆的威胁,再则可与中央取得密切的联系。加以桂林多山洞,是最好的天然防空设备。[1]”又将会迁往桂林。在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武汉、广州等国内大城市的沦陷,国内大批文化知名人士纷纷内迁来到桂林,桂林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名城。

      1949年11月22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桂林,1950年2月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宣告成立,省会又重新回到南宁。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南宁成为自治区的首府所在地。新中国成林后将广西省会定为南宁,而不是桂林,除了地理位置居中的优势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南宁靠近越南,便于支援越共抗法(胡志明同有较亲密的关系)。1958年被划归为“民族自治区”自然要选择主体少数民族居多的城市,南宁自然要比地处东北的桂林更能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

      省会的选择一般居于全省交通便利、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地位置,便于管理全省事务。广西省会自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所以一再迁移,除去外来战争的影响、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及主要决策者的个人喜好等特殊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地理位置的择优、地缘优势比较的结果。

      在明清以前,中央政府对于广西境内主要采取羁縻政策,利用土司实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广西大部分地区处于帝国控制的边缘,中央政府更愿意把其行政中心,放在靠自己核心区较近的地点。因此便于同北方联系,且汉化程度较高的桂林就长期成为广西的省会所在。

      明清时期为了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让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扩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广西境内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南宁由于便捷的水路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步发展成为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

      晚清以来,英法等西方列强加紧对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进行侵略,西南边疆危机加剧,同时广西境内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桂林由于地处广西东北一隅,对广西全境的管理确有不便之处。因此,晚清时期广西便有省会迁移的议论。

      明清以来,粤闽等外省大量经济性移民的涌入,加速了广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也使得广西境内原有的以省会桂林为中心的城市格局发生了改变。近代以来随着西江流域的对外开放,特别是清末南宁自开商埠以后,便捷的地理区位和广阔的城市腹地,使得南宁的市政建设以及经济功能得以很大的增强,具备了作为新的行政和军事中心的条件。因此,近代以降随着广西的对外开放,南宁逐步发展成为南部广西的经济文化中心,梧州成为广西对外贸易的总中心,柳州成为广西中部的经济文化中心,桂林只维持了省会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位。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四大城市地位的变化,除梧州作为两广之间的省际城市,不便作为省会之外,其他3个城市都有作为省会的地缘优势。故而省会的争论才会如此纷繁复杂 。

      初年,旧桂系陆荣廷立主将省会迁往南宁,与其出身武鸣县(地近南宁)密不可分,将中心迁移到南宁,便于就近治理,为家乡建设牟利。广西省议会议员的表态也多跟籍贯相关,所以才造成了迁省会的派系纷争。 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提出为应付将来抗战军事上的需要,请求将广西省会由南宁迁往桂林,但实际上与二人籍贯桂林也有相当大的联系。

      南宁作为广西省会还有一个特点是靠近国境线,它既可以作为拱卫国防前哨的重要据点,也容易成为边防形势紧张时期敌人的攻击目标。近代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占谅山,威逼南宁,广西全省震动;20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中越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南宁的军事形势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事实。南宁的这种地理区位还有更积极的一面,和平时期靠近国境线就是发展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优势,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北部湾的开发南宁的经济地位和对区域的辐射力都是桂林难以望其项背。

      [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整理:《李宗仁回忆录》(下),68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毕竟郑州有陇海、平汉两条动脉为依托,后来更是发展成了米字形交通枢纽(真恐怖。。。),而开封却只有一条东西状的铁路经过。

      时至今日,开封东有京九、陇海铁路交叉的商丘,西有京广、陇海、郑万(县)、郑太(原)、郑合(肥)、郑济(南)铁路交叉的郑州,而自己南北除了的京开高速(大广高速)外,还有什么?甚至连106国道都是走的兰考而不是开封。

      至于河北省的保定,应该和政策有一定关系。若是说石家庄有铁路,那保定也在平汉上啊?我自己嚼着,这个原因,应该和当年承德、张家口被废有一定的关系。当年北京城周边的三个省会,到保定三百里,到承德四百五十里,到张家口四百里。废了两个迁了一个,总觉得有点这方面的意思在里面。。。

      广西省桂林市,有点偏于一隅。若是说明清时期考虑到广西南部多是土司,不服王化,但是到了清末的时候早就改土归了流,不是问题。再说,清末五口通商,广东沿海成了开房的前沿,不只广西,连云南贵州四川的商路都不再由长江一线独家垄断,南方诸省纷纷走南路从广东出海,而不用去南京扬州,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叫“桂林-长沙长江次商路衰落”,这个问题甚至对太平天国的兴起都有一定原因。再后来又把钦廉给了广西,有了出海口,北边由桂林走湖广这古代长江流域条次商路算是彻底废了,自然更无从谈起回去的事。

      上面有人说了合肥的,但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全对,我来说说我知道的安徽省省会变迁(伪省会不算):

      5. 新中国建立之后,安徽省没有省会,安徽省分别有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驻地分别在合肥、芜湖;

      6之后还有过动摇,1952年合肥正式成为安徽省省会之后,由于交通不便,省里有是否将省会迁往芜湖的议论,1958年毛主席视察安徽,曾希圣正式就此问题请示毛主席,毛回复“合肥不错,为皖之中,是否要搬芜湖呢?从长考虑,比较适宜,以为如何”,自此省会再无争议。

      至于什么新中国定省会时考虑安庆、蚌埠等城市的说法,没见过,1949-1952年合肥芜湖分别为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驻地决定了1952年考虑省会位置时只有合肥芜湖两个选项。

      从秦朝闽中郡开始,福州一直是福建省会,抗战期间曾经内迁永安。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的意义比福州大多了,结果。。。啊福建省省会不是厦门嘛?

      中保定武斗打的特别厉害,河北省委一害怕,68年就带着八十多个省委工作人员逃到石家庄去另立山头了。至于合肥嘛,解放初有人提出将省会设在芜湖,但是搞三线建设,认为芜湖沿江近海,一旦美帝在东南沿海登陆的话很容易受到攻击,所以将省会设在了深在内陆、远离长江的合肥。

      2交通区位变化,但是不绝对。铁路的兴起,原来依靠水运和陆路运输兴旺发达的城市开始走了下坡路。这一点不是变迁省会的根本原因。固然石家庄取代保定,郑州取封,哈尔滨取代齐齐哈尔,长春取代吉林;但是因为铁路新兴的城市株洲和鹰潭并没有取代老省会。这说明便利的交通不是城市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

      3分权制衡,防止出现一省独大。江南省分省,安徽省和江苏省犬牙相错,安徽省会用了百年的时间逐渐从江宁迁移到了安庆。

      现在一提到省会变迁,大家一般都会调侃河北省会在天津、保定、石家庄之间变来变去,平心而论安徽省会变迁大戏比河北省会变迁更加精彩多变。安庆、合肥、芜湖以及一些小县城都曾经参与过省会的角逐。

      安徽是一个年轻的省份。清朝入关以后,出于分权制衡的考虑,防止出现江南省一家独大的局面;江南省是赋税重地,事务繁杂,司牧一方的督抚藩臬未必有足够的精力打理江南省。于是就把江南省析置成为了安徽省(上江)和江苏省(下江)。

      既然安徽和江苏分省了,安徽也就要选择一城作为省垣。清朝的时候,成为省城的城市需要具备优越的自然环境、地理形势,深厚的和人文基础,较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交通便利,能够顺畅的沟通省内城市。

      太平府在长江沿岸,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是省会的绝佳候选城市。然而太平府距离江宁府太近,距离省内其他的城市略远,省会很难辐射到其他城市,反而容易受到江宁的影响。如果安徽还是深受江宁的影响,江南省分省的初衷就不复存在了,谁控制了江宁,也就控制了安徽。所以太平府遗憾的没有成为省城。

      徽州府经济发达,徽商的足迹遍布天下;人文气息浓厚,好一派诗书礼仪之乡。然而徽州地处皖南山区,交通不利于沟通省内其他州府县。徽州地处新安江沿岸,可以直达浙江。当年方腊在浙江清溪洞起义的时候,曾经攻陷过歙州。方腊起义被以后,宋徽宗觉得歙州这个名字不太好,就把歙州改成了“徽州”。讽刺的是,宋徽宗驾崩以后,庙号居然也是“徽宗”,也许他比较喜欢“徽”吧。总之吧,徽州和浙江的联系更加紧密,徽州和安徽其他城市的关系反而若即若离了。

      庐州府合肥县也是省会的热门候选城市,庐州府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并且处在平坦开阔的安徽中心。当时人也许觉得庐州太平坦了,不利于防守,容易被攻破城池。有意思的是,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起义军攻破安庆之后,周天爵暂时把安徽省会迁到了庐州府合肥县,暂时保得了一方安宁。

      安庆府,也就是在清朝最终确定的安徽省会。安庆地处长江沿岸,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正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发达的安庆孕育了繁盛的人文底蕴,许许多多的安庆人通过科举成为了朝廷重臣。传说是安庆桐城人张瑛张廷玉促成了安庆成为省会,最终康雍乾三代帝王才彻底把安庆确立为省会。在太平盛世,科场的才子们能为自己的城市代言;适逢晚清乱世,经世致用的淮系李鸿章幕府又何尝不是推动了庐州合肥的发展呢。

      安徽省会的变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贯穿了整个康乾盛世。康熙初年,安徽巡抚和安徽按察使先后入驻了安庆,而安徽布政使还是寄治在江宁。这说明那时候的肉食者对于安徽省会是否定在安庆还没有完全确定。江宁的优势在于便于沟通安徽各个城市,这一点是偏安于西部的安庆所无法比拟的。在整个康熙雍正朝,直到乾隆中前期,安徽省就形成了两个核心,以安徽巡抚为首的安庆和以安徽布政使为首的江宁。

      到乾隆二十五年,安徽布政使终于从江宁迁往了安庆。这表明,安庆的省会地位终于在表面上稳固了。然而安徽其他城市依然在孕育着潜藏的实力,挑战安庆的省会地位。一旦有几座城市的综合实力超越了安庆,脆弱多变的省会也会易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安庆作为传统农业文明太平盛世的省会,开始在动荡的近代化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了。近代以来芜湖、蚌埠和合肥的飞速发展,强烈冲击了安庆的省城地位,最终合肥取代了安庆成为了省会。

      元年,津浦铁路全线贯通,蚌埠成为了津浦铁路沿线的交通重镇。铁路直达京津和沪宁的交通优势,吸引了安徽督军倪嗣冲长期盘踞在蚌埠。在北洋时期,历届安徽督军巡阅使,大多驻扎在蚌埠。在名义上安庆依然是省会,安庆是中心,蚌埠是军事中心,军政实现了分离,而实际上当时许多人已经默认蚌埠的地位超过了安庆。

      作为近代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四大米市的芜湖,也是角逐省会的重要城市之一。时期的芜湖,作为通商口岸,形成了较为繁华的商业城市,城市人口也超过了安庆。在30年代,安徽省主席方振武曾经极力推进把省会迁到芜湖,只不过因为时局动荡没有实现。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安徽省会曾经短暂的搬迁到了立煌县(今天的金寨县);抗战胜利以后省会终于落定了合肥,直到现在。合肥之所以能够最终成为省会,我觉得有如下原因:首先合肥处于整个安徽的中心,能够顺畅的沟通皖南和皖北;其次,合肥靠近煤炭产地,适宜发展重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的是重工业;最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以及日后崛起的北洋军阀,有众多的人才都是合肥人,或多或少的对合肥成为省会起到了推动作用。

      安徽省会的风云变幻,对日后的发展也是有不利影响的。由于安徽省内许多城市都拥有强大的实力,各个城市在省内基本上势均力敌,省会的首位度比较低,在很长时间,安徽缺少一个真正引领安徽的火车头。直到最近十多年,安徽开始重点发展合肥,合肥吞并巢湖,并整合全省的资源,把合肥打造成火车头,实现安徽的发展。

      自从战国时期的燕国开始,辽阳一直作为辽东郡的郡治成为东北的核心。到了元朝开始施行行省制,辽阳也是辽阳行省的中心。明朝废行省,设三司,辽阳是辽东都指挥使司的驻地。

      明朝地方的三司,分为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挥使。习惯上,大家把每一个布政使的管辖区称为省;而实际上布政使和都指挥使的管辖区都可以被称为省,布政使和都指挥使的管辖区不完全重合。布政使管理民政,都指挥使管理军政,明朝的民户和军户是分离的。如果是实土都指挥使司,那么无论民户还是军户都有自己的驻地,所以布政使司和实土都指挥使司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辖区。军户和都指挥使类似于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平时主要负责生产,战时负责征战。都指挥使和布政使并存,犹如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和省级行政区并存。

      辽东是个比较特殊的地方,辽东主要以军户为主,所以设有辽东都指挥使司(以下简称“辽东都司”),辽东都司的驻地在辽阳,就是辽东实际上的省会。辽东的民户比较少,所以没有单独设立辽东布政使司,辽东的民户隶属于山东布政使管理。

      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宣布七大恨,反抗大明,准备入关问鼎中原。没过几年,建州女真就占领了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努尔哈赤第一开始还是很喜欢历经风雨沧桑的辽阳城的,于是就定都在辽阳,但是辽阳是传统的汉人聚集区,当地汉人不断的反抗后金的统治。后金人疲于应付,也不想再继续定都辽阳。

      后来建州又迁都到了盛京沈阳,重新建设新都城。顺治年间,满洲入关了。关外的盛京沈阳成为了盛京将军的驻地,管辖着整个东北。沙俄不断入侵东北,就又设立了黑龙江将军和宁古塔将军加强对东北的管理。清末新政推行以后,东北的三个省份,全部由军府制变成了行省制,盛京将军也成了奉天巡抚。

      之所以把吉林和黑龙江省会变迁放在一起写,是因为这两个省会的转移,有许多相似之处。吉林省会从吉林搬到了长春,黑龙江省会从齐齐哈尔搬到了哈尔滨,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实现的,然而在晚清时期齐齐哈尔和吉林就已经在逐渐衰落了,到最后水到渠成的完成了省会的转移。

      齐齐哈尔和吉林的衰败,源于铁路。沙皇在东北修筑东清铁路,人当时不想让齐齐哈尔兴旺发达,于是就在修铁路的线路设计中,故意避开齐齐哈尔。由于交通不便利,齐齐哈尔就逐渐落后于哈尔滨了。

      限制齐齐哈尔发展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粮食。由于古代交通落户,运输粮食的总量是有限的。东北当时是北大荒,所以齐齐哈尔的粮食供给主要依靠外部运输。遗憾的是,齐齐哈尔远离铁路,就导致此处能够供养的人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形成对比的是,哈尔滨处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汇之处,交通条件优越,物流贸易兴旺,最终成为东北的一大都市。

      经过康雍乾三代人的努力,清廷终于平定了准噶尔,收复了新疆。如何治理新疆,成为摆在乾隆君臣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时能够借鉴的经验只有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和唐朝的安西北庭都护府,然而康乾盛世时期距离汉唐已经有成百上千年的时间了,汉唐的典章制度也不是很清晰明白。再加上时代不一样了,汉朝的时候世界上只有汉朝、匈奴和罗马帝国比较强大;唐朝和大食分别屹立于东西方。唐朝和大食因为争夺西域还打了一场恒罗斯之战。乾隆年间,北方的俄罗斯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治下的扩张时期,沙俄和大清都在紧紧的注视这对方在中亚的一举一动。

      乾隆朝治理新疆的政策,和汉唐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军府制占主导。设立伊犁将军,驻扎在伊犁,统辖整个新疆的军事,同时管理大部分政务。在乌鲁木齐设立都统,乌鲁木齐都统和伊犁将军算是基本平等的,但是乌鲁木齐都统要受到伊犁将军的节制。新疆东部地区,因为和内地交流比较深入,和内地区别不是很大,所以在东部设立郡县,隶属于甘肃巡抚管辖。在新疆其他地区,依然根据当地的传统习俗,施行伯克制和札萨克制。所谓伯克制和札萨克制就是土官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临时的制度,等到时机成熟必然会改土归流。当时应该算是根据发展状态,土官和流官并存,伊犁将军是全域的主导。

      在清朝的繁盛时期,伊犁将军主要负责全疆的军务,兼顾民政,伊犁就是当时新疆的中心。应该说乾隆年间的中国还是幸运的,尽管叶卡捷琳娜二世雄才大略,和同时期的乾隆在中亚有一决雌雄的实力,但是那时候的沙皇主要忙于俄土战争,无暇东顾。后来发生了法国大以及欧洲的各种动荡,很长时间之内,都很难花费巨大的精力到东部。而同时期的英国,也是忙着和美国打“独立战争”,再加上和拿破仑正面刚。总之吧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安稳的时期,可以大展身手做一些事情了。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新疆如何治理的问题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阿古柏的叛乱,原来传统的伯克制已经崩溃了,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成立了十多个善后局。这些善后局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外交的交涉谈判,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善后局毕竟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不可能长久的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朝廷里面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军府制并不能保障边疆的安宁。只有行省制才能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只有改土归流彻底废除伯克制才能为行省制打下基础。

      1884年,新疆建省,设立新疆甘肃巡抚,巡抚驻扎在迪化(乌鲁木齐)。虽然是新疆甘肃巡抚,但是巡抚日常主要负责新疆的事务。伊犁将军仍然保留,伊犁将军下辖的负责民政的参赞和办事大臣等等都被裁撤了,伊犁将军主要负责军事,和提督没有太大区别了。与此同时,在基层废除伯克制和札萨克制,推行郡县制,设立道府州县,直接掌控基层,改土归流。

      新疆的中心,从伊犁转移到迪化(乌鲁木齐),是行省制对军府制的替代过程,也是一个改土归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了其他省份和新疆的交流,实现了进一步的融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1938年,日军入侵,安庆沦陷,安徽的临时省会迁往立煌县。抗战胜利后,省会迁往合肥。1949年,力排众议,指定合肥继续充当省会。说,如果把省会放在长江边的安庆,隐患太大,一旦盘踞在东南的,或者西南地区的匪徒发难,无论是占领了南京或是武汉,都可以长驱直入,一日之内连下两座省会城市。所以,地处山地中央的合肥才是最佳选择。似乎是为了应证的预言,1954年,长江洪水横扫安庆。从此,再没有人重提将陈独秀的故乡改回安徽省会的话题。

      好像是因为修满洲里到哈尔滨的铁路时候离齐齐哈尔有几十公里的差距,导致了齐齐哈尔一蹶不振最终省会挪到了哈尔滨

      石家庄地区过去正定是中心城市,正定在在唐宋元都是中心城市,宋朝为河北西路省会,清之后才保定地位上升了,石家庄正定距离很近,基本是一个地方,不过名字叫石家庄了。还有石家庄做省会是还是因为交通枢纽的原因,西至太原东至济南,北至北京南至郑州,也是说交通方便,便于领导全省发展。建国初50年代河北省委就有动议把省会迁到石家庄。

      1952年8月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提请中南军政委,正式将省会迁址事宜提交决策层。这份言简意赅的报告阐明了迁址的缘由:

      “鉴于河南省会在开封市,位置偏于全省东部,指导全省工作多方不便;郑州市则为中原交通枢纽,为全省经济中心,将来发展前景尤大,如省会迁往该市,则对全省工作指导及上下联系均甚便利,对该市发展也大有裨益……为此省人民政府第十三次会议暨省协商委员会常驻委员会第十次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将省会迁往郑州市,并成立省直建筑委员会,在省政府领导下,驻郑州统一进行修建与筹备工作,争取明年即行迁移……”

      郑州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除南阳不临铁路外,其他均在铁路沿线日,省委第二赵文甫在各部委党组、直属党委及郑州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这席讲话,明确传达了省会应处于交通枢纽的信息。

      从省政府报请,到中央核准,只用了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河南省省会迁址的大事就这样被确定下来。

      题主是想问的因地理环境而迁都么?题主可以看一下史念海的文章,数百年来都城在开封和洛阳之间摆动与黄河泛滥频繁有着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