ȴʣ ȵ
主页 > 新闻快讯 >

安倍:不会缩小规模办奥运 希望为观众带去感动
              Դ 未知 2020-03-25


      “”十年,事件频出。发生在重灾区教育战线上的“黄帅事件”——一个小学生批判班主任老师的所谓“师道尊严”的事,被“”利用成为“反潮流典型”,在全国教育战线上造成了灾难性影响。“黄帅事件”起始于北京日报社的一篇内参报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我当时是报社内参部一名记者,对发生在“”期间的这一轰动全国的事件,现仍有些记忆,回顾往事,汲取教训,很有意义。

      1973年九十月间,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2)班学生黄帅,用写日记的方式给班主任齐洪儒(正式刊载时用“齐某儒”)老师提意见,师生之间产生矛盾。于是,黄帅给包括《北京日报》在内的首都多家报纸写信反映情况。来信主要是黄帅讲自己怎么“挨整”,如“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等等。最后调门儿提高到“师道尊严”,如“难道还要我们※※※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信中用了不少“”期间成年人写大字报的语言,比如“批倒批臭”“划清界限”“压制”“打击报复”等等。

      来信先由报社群工部(群众来信来访工作部)拆阅登记后,送报社领导审阅批示各业务处室承办。当时报社一把手和主管内参的报社主要负责人,将此信批给内参部,并明确批示刊登内参向上反映。此任务落在了和我坐对桌的、分工负责联系文教卫系统的向美卿身上。

      向美卿长我11岁,是1952年参加工作、1954年入党的老同志,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系,留校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1970年从“五七”干校调北京日报社毛著组担任编辑、记者。为加强内参报道,增加党员力量,1971年初老向从毛著组,我从通采组一起调到内参组,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向美卿重新回校任教,我们在内参部(组)一起工作了七八年。

      老向接到任务后,按领导安排和内参工作的一般程序,去了黄帅所在的学校海淀区中关村一小,先后采访了当事人黄帅、班主任老师齐洪儒和学校领导及其他有关的情况。同时经同意将黄帅的日记带回报社,送给部门和报社领导审阅。领导明确指出,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主(标)题并加按语编发内参。

      我当时除完成内参采写任务外,还肩负部门的一些内勤工作,有机会接触内参稿件的排印、送审和发送,抽空翻过黄帅的日记。我清楚地记得,对记者起草的主要是介绍情况的按语,领导做了较大改动,特别添加了一些当时盛行的语言,如“没有分清路线是非”,“更不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息事宁人”,等等。

      最后,《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于1973年11月24日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673期《内部参考》上刊发。全篇内参分三个部分:编者按、来信全文、日记摘抄。其中日记共摘抄了六篇:1973年9月5日、7日、28日三篇;10月13日、18日、19日三篇。据有关资料披露,“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看到此材料后,直接找到黄帅,加以鼓励和支持,并指令《北京日报》于1973年12月12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加按语公开报道”,占了一版右边半个版版面。

      12月1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另加编者按语。《人民日报》这组报道,也在一版刊出,占了下半个版版面,同时刊发了《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形势大好》的“本报讯”消息。

      此后,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相继宣传了黄帅这个“反潮流典型”,给本来就被“”搞得极为混乱的教育战线火上浇油,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粉碎“”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以恢复高考为标志,教育战线逐步走上了正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直接当事人黄帅一年年长大,成才。据报道,她后来考入了北京工业大学,并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出版工作。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另一位当事人、此内参的采编者向美卿在粉碎“”后却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一段时间内茶饭不思,有时絮絮叨叨,认为自己倒霉。我当时虽然是党支部委员,又和老向坐对面桌,也只是抽空说上一两句安慰的话:“这种事,赶上谁都一样。”同时,粉碎“”后调入北京日报社、作为报社党政一把手的黄森,在处理这个与“”亲信有关联、又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中,充分展现出一位老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讲过:“在揭批‘’中可能会涉及过去的某些报道,一定把握好政策界限,不能以‘左’批‘左’。”在对待《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这篇内参的采编者向美卿的态度上,他不单是实事求是,更有一种“长者”的宽宏大度。

      我记得,我和王丰玉(时任内参部主任)一起或单独多次就“黄帅事件”与黄森进行过交谈。一次,我们向黄森汇报“黄帅事件”内参刊发前后北京教育界的混乱情况,内参做过多次反映,最严重的是石景山区连续发生学生殴打教师事件。在“黄帅事件”之前的1973年1月12日,石景山区五里坨中学女教师林××,因劝说学生王××不要骂人,被王××用石头打死。林老师是1959年从印尼回国的华侨,此事发生后国内外反响都很强烈。林老师在印尼的父母给中侨委和区教育局写信,“坚决要求××肇事者”。学校的华侨教师表示:“必须严惩凶手,否则华侨无法工作。”据石景山区教育局反映:“近一年来,这个区连续发生五起学生殴打教师事件。”上述情况,我们经过采访核实,于1973年4月16日刊发在第653期内参上,而且将华侨女教师林××被学生用石头打死一事,写在了内参稿件的最开头处,以期引起重视。然而,这个在当时比黄帅与班主任老师闹矛盾的影响要大得多的事件,早发了内参,却没有什么反响,更不用说引起“领导关注”,整顿一下学校的秩序了。同是印尼归侨的黄森听懂了我们“借以表白”的意思。他联系当时的大气候,讲起了事物发展中偶然性中可能孕育着必然性的道理,但同时明确指出:要承认事物的偶然性,“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其所指就是“事物发展变化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的情况”。黄森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分析问题,让人服气。

      1977年7月底,我刚刚被任命为内参部副主任后不久的一天,在王丰玉支持下,我将黄帅与班主任老师闹矛盾一事内参编发中的一些“过节”,向黄森如实讲了一遍。我告诉黄森,编者按中一些“定性的语言”是领导加上的,向美卿撰写的原稿只是一般地介绍了事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我还冒昧地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一位主要负责人讲过的给新华社记者写内参撑腰的话。我说:“中央高层对采写内参早就有话,‘记者只对事实负责,至于如何评价是领导者的事情’。”黄森问我上述说法的出处,我停了下,说:“说的。”他马上跟进,说:“少奇同志说得对!黄帅的事记者不负主要责任。”我眼前一亮,又听黄森补充了一句:“今天谈话的意思可以转告向美卿同志,但限定在内参部。”我向王丰玉汇报了黄森的意见后,我俩郑重地向向美卿转达了黄森的意见。我记得,谈话还没完,向美卿突然起身,双手捂脸跑出了办公室。在老王的示意下,我跟了出去,站在女卫生间门外张望,不时听到她的抽泣声……过了一会儿,老向走出了卫生间,用冷水冲过的双眼仍然噙着泪花。我陪她回到办公室,她“不好意思了”的话刚一出口,老王马上接过话茬,说:“好了,报社一把手正式表态了,黄帅的事过去了,美卿同志放下吧!”这时老向有了笑容,心里得到了些许宽慰。

      上述情形,过去了几十年,一些具体情节仍然留有记忆,原因不外乎是:“黄帅事件”发生在“文化大”时期,社会影响很大,教训深刻;在历史转折时期,黄森在处理“”期间发生的跟人有关的问题时,不但有着很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同时也体现出这位1936年参加的老同志对下属的宽厚和爱护。

      1973年,13岁的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上五年级。9月7日,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黄帅的班主任齐鸿儒看了这篇日记后,认为黄帅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

      在信中,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但是信已经寄出,而且恰恰在这时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撗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信正好成为了等人的突破口。的亲信谢静宜立即回复:“这不是你和老师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她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还树立了本地黄帅式反潮流英雄。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小学生事件”。

      12月12日中午,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徐有威在朋友圈公开了另一封信:承蒙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提供并同意,公布这份刚刚去世的黄帅同学1985年给叶老师的信函。

      信中,黄帅说,接受叶永烈的采访后,与父母商量了下,希望“不要以任何形式撰写关于我们的文章并希望您能以名作家的胸怀理解我们的难言之苦”。叶永烈在信末注明:我在北京访问了“”中家喻户晓的“红小兵”黄帅。并尊重黄帅的意愿,未将采访内容写进任何文章。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叶永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黄帅只是他“”人物系列访谈中的一个。“她当时很低调,不愿意多说这些事。”叶永烈说,当时主要是想采访黄帅的父母,“如果不是这样,可能她还会愿意多谈谈。”

      到1976年10月,被粉碎了,在王洪文处抄出了组阁名单,黄帅拟任团中央。有人叫她是“”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他回家,后来又遭逮捕,投入监狱。同时,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黄帅的妈妈精神不支,经常昏倒在地,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念大学时,有一次妈妈发现黄帅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黄帅只得烧掉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

      所以叶永烈很能理解黄帅当时信中的心情,也就遵照他们的意愿没有写进文章。现在和其他采访录音磁带一样,这段当年的采访录音资料一并被叶永烈捐给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研究,他手上也没有更多的资料可公开了。

      徐有威比黄帅小四岁,当“小学生事件”轰动全国时,他才上二年级。但因为事件影响大,所以他也记得比较清楚。

      “当时就是传达下来,我们根据文件精神写大字报。每个人都写,就是给老师提意见。”徐有威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学校也好,师生也好,就是当成个任务,走个过场,“意见也都是些平常不过的意见,没有人当真。也没老师受到什么影响。”

      在徐有威看来,“这个事件放到今天是再平常不过的学生和老师间的小矛盾,根本不会有任何波澜。”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就成了大事件。

      “黄帅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有家学,再加上年轻气盛,觉得老师批评得太过了。所以才给报社写信。”实际上,向报社写信反映意见是当时的一个风气,黄帅也是效仿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学生的做法。

      幸运的是,班主任齐鸿儒并未受到大冲击。在考上大学的那一年,黄帅曾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看过他,师生们一起到颐和园划船玩了一整天。两人见面后,都没有再提及往事。对于往事,他早就释然了。

      但是黄帅顺利进入大学,却经历了不小的波折。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1979年,她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就是这样,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才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黄帅能比较顺畅地走过此后的人生,是要感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这是她人生的又一大转折。”徐有威评价道。